艾滋病患者的自我救赎

　　知名艾滋病防治专家张北川表示，当前防艾理念陷入一种悖论，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艾滋病人有原罪，管理部门幻想隔离甚至“消灭”艾滋病人，偏离了防治艾滋病的正常轨道。

　　耐人寻味的是，疾控部门和一般防艾民间组织碰到一些“烫手山芋”，却常常求助于“美丽人生”。

　　虽然周易不提“防艾”，但当他偶然发现让自己染病的故友出现在公共浴室时，他郑重地劝诫故友，这样的行为具有危险性。3个月后，周易收到一条短信，故友承诺一定会注意避免传染他人。

　　太多的防治资金被用来开会、坐飞机

　　成立至今，“美丽人生”的干预对象人数占到整个上海疾控中心(CDC)稳定的艾滋感染者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它至今没有合法身份。和绝大部分艾滋病草根组织一样，“美丽人生互助会”很难以社团形式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另一些草根组织如上海乐宜最终选择了在工商部门注册，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拿出至少十分之一的公益基金用于纳税。没有合法身份，此类组织很难从政府渠道获得资金支持，维系日常运作的费用全靠不多的国际基金捐助。

　　杭州西子湖畔，长三角的艾滋病友曾有过一次聚会。会上，周易大胆表露理想，却被参加过艾滋公益工作的老病友生硬地打断。“没有钱，理想都是空话。”

　　艾滋病防治的资金问题不仅是本届艾滋病大会上激辩的焦点，也是许多基层防艾组织争斗的焦点。在和不少防艾组织负责人的交往中，周易嗅到了一丝变质的味道：“大家的话题中心总是项目书、招标、资金。”

　　2002年后，专注于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国际基金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中国，政府每年用于防艾的资金也在增加，但其中大部分项目落入具备政府背景的相关组织手中，“艾滋病防治方面有太多的钱被用来开会、坐飞机。”周易说。

　　本刊记者曾造访过一个在浦东民政局注册的防艾组织，尽管负责人表示该组织没有政府背景，但其办公场所和设备均由政府提供，而众多国际基金资助的项目也由他们实际支配，工作人员的待遇远优于“美丽人生”成员。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拿到大笔项目资金的这个防艾组织并不直接面对艾滋病高危群体，他们甚至不认识艾滋病人。“不，他们认识我一个。”周易笑着说，一脸不屑。

　　尽管艰苦，但周易决心把“美丽人生”坚持下去：“如果哪天‘美丽人生’消失了，对上海近万艾滋病毒感染者来说，肯定会有失恋的感觉。”

（实习编辑：吴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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