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工身陷艾滋病毒的泥潭

　　经历过一段漫长的迁徙，在内心，我越来越把更多的地方都当成了故乡。有许多发生于他乡的悲情，都能轻易唤起我对“故乡沦陷”的忧心。

细说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

　　现在湖北崇阳县的艾滋病感染情境，就带给我一种“直把崇阳作故乡”的沉痛。截至今年9月底，湖北崇阳共发现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崇阳的艾滋病患者基本上都是农民，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外打工时经性途径感染。

　　毕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着数以亿计离开故乡的农民工群体。谁又能说清楚，在异乡的夜晚，在那些灯光昏暗的发廊里，到底还有多少艾滋病毒与跨进门槛的农民工发生过亲密接触呢?

　　农民工那种“孤岛”生存状态，是不难想象的。在异乡逼仄的空间里，年轻力壮的他们一边忍受着精神文化的空白，一边分泌着荷尔蒙。事实上，这些年有关农民工找小姐、性骚扰、性犯罪的报道，一直层出不穷。这些在异乡如同“联系松散的土豆”，很多意志薄弱者根本无力去抵御那些所谓的沦陷与堕落。

　　农民工身陷艾滋病毒的泥潭，其实就是这个群体生存状态的一种表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农民工感染艾滋病毒后，不仅仅在异乡的打工人群内部传染，还把疫情带回故乡。这让我想起了孙立平教授曾经分析过的那种“穷人祸害穷人”的底层沦陷过程———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

　　“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鲁迅曾这样说。在今天，没有必要再以过多的道德眼光去打量这种“穷人祸害穷人”现象。不要忘记，有太多的道德缺陷，也都是深植于制度不公的土壤中。这里我无意于再去重复那些对农民工产生剥夺的劳务歧视，只想简述一下感染艾滋病毒的农民工将面临着怎样的救济困境。这个群体受囿于脆弱的经济基础，又处于农村很不完善的体系，在感染艾滋病毒后，显然无法阻挡悲情与苦涩的放大，甚至导致整个家庭陷于绝境。个别农民工在感染艾滋病毒后，采取报复性传染的方式，使疫情蔓延，也给社会带来重大的危害。

　　社会是分层的，也是多元的。越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我们越要明白，没有人应该生活在“孤岛”上。对于社会底层来说，如果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能处于某种沦陷状态，最终也只会导致整体社会框架的垮塌。从这个意义看，农民工群体遭遇艾滋病毒的威胁，其实也就是整个社会肌体正在经历着某种腐蚀的一种隐喻。它的最大噩梦就在于，到最后谁都可能成为这种病毒的受害者。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故乡。我想，谁也不希望自己的故乡 “沦陷”。要想不出现更多的故乡“沦陷”，要想不让更多的底层群体处于艰涩的生存状态，首先就要求我们每个人能把别人的故乡当作自己的故乡，把别人的兄弟姐妹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谁都不会对别人处于恶性命运倾轧之上的生存无动于衷，而应该从别人的命运无常中感到自己的尊严丧失，从别人的希望渺茫中感受到自己窒息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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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吴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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