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与美国历史的演变

　　由于不断面临死亡的威胁，同性恋者们清醒了过来，他们起而应对艾滋病构成的空前挑战。他们确实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他们已被国人抛弃，要好自为之。“重要的是要记住，曾有一段时间，人们不想与患有艾滋病的人使用一个厕所，出租车司机不想拉有这种病的病人，医院在病房的门上贴上‘警告：不得入内’的告示，”纽约“男同性恋者健康危机”执行主任玛乔丽·希尔回忆说。“男同性恋者健康危机”这样的组织在全国各地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保健、咨询、食品和住房等一切。患者对于治疗自己的疾病事必躬亲，他们学会了了解有关T细胞读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围绕治疗方案对他们的医生问个没完。

　　他们互相分享自己学到的东西。“有些东西一个患有某种疾病的人只能从患有那种疾病的另一个人那里得到，那就是支持、信息和鼓励，”为携带艾滋病病毒的读者创办了一本杂志的肖恩·施特鲁布说。

　　明星事件冲击波

　　美国其他人开始关注艾滋病是由于一位电影明星的缘故。1985年夏天，全世界的人们得知，罗克·赫德森不仅是同性恋，而且还是艾滋病患者。“那是一个引起轰动的事件，”戈特利布说。他记得当时他站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直升机停机坪上，等待着这个名人患者的到来。“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是他们首次有了艾滋病的意识。这个名人已经被确诊，他病怏怏的形象确实是挥之不去。”6年后，篮球传奇人物马吉克·约翰逊宣布他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此事引起的冲击波更大。一个高大威猛、看上去身体健康的运动员超级明星居然也患上了这种“同性恋者”疾病。“这种事情任何人都能碰上，就连我马吉克·约翰逊也一样，”32岁的约翰逊向感到震惊的国人宣布。他同时敦促美国人性行为要安全。

　　鉴于艾滋病带来的巨大耻辱，大多数患有艾滋病的著名公众人物努力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保密。电影演员、《午夜快车》的主角布拉德·戴维斯把自己的诊断结论隐瞒了6年，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想当然地认为———现在我也这样认为———他会无法找到工作，”他的遗孀、好莱坞选角指导苏珊·布卢斯坦说。戴维斯去世后传言四起，说他肯定是个同性恋者，只是他没有公开承认罢了。“那种流言蜚语对我和女儿伤害最大，”布卢斯坦说。她在她的著作《午夜过后》承认，她的丈夫吸毒，感情不专，但不是同性恋者。

　　由于自己圈子中的许多人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名人们迅即行动起来，表示支持并筹款。第一批人当中就有伊丽莎白·泰勒，在公开场合，在电视摄像机和世人面前，她拉着她的朋友罗克·赫德森的手———她这样做是为了打消人们的看法：通过随随便便的接触你就能染上艾滋病。她的姿态今天看上去有些古怪，但在1985年———当时一些小报猜测纷纷，说赫德森在一部电影的一个镜头中仅仅吻了女演员琳达·埃文斯，可能就已经把艾滋病传染给了她———泰勒的姿态具有革命性。她帮助成立了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我失去了这么多的朋友，”泰勒说，“我有这么多的朋友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我只想知道还有多长时间，我的心都要碎了。”

　　克林顿文章：寻求改善治疗艾滋病之路

　　【美国《新闻周刊》5月15日一期文章】题：寻求改善治疗之路(作者比尔·克林顿)

　　14年来，我的办公室里始终摆着一个名叫里基·雷的年轻人的照片。我是在1992年竞选途中认识里基及其全家人的。里基和他的几个兄弟都是血友病患者，在输血时染上艾滋病病毒(HIV)。我第一次见到里基的时候，他显然病得很重。当选后，我打电话邀请里基及其全家人前来出席我的就职仪式。家里其他人来了，但里基在几周前刚刚死去。担任总统期间，我努力筹集必要的资源阻止艾滋病在美国肆虐横行，把微薄的艾滋病防治经费提高了两倍。我还把里基的照片摆到我在白宫的办公室里，现在则放在我位于哈勒姆的办公室里，它时刻提醒我记住当今世界上还有4000万像里基一样的HIV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由于医学方面的突破，这些人不应匆匆忙忙地走完一生。

　　降低药品价格

　　过去25年间，艾滋病治疗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当选总统以前，我和希拉里的好朋友当中就有人死于艾滋病。当我第一次踏进白宫时，对这种病还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办法。到我第二个任期之初，三种药物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即鸡尾酒疗法)的应用使艾滋病从不治之症变成了一种只要用药就可以得到控制的慢性病。

　　在美国，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率因治疗工作而下降了80%。遗憾的是，非洲几乎没有人能买得起药，1992年至2000年间，那里的HIV携带者从700万人增加到2200万人以上。

　　离开白宫时，我想继续努力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死亡人数，尤其是在病毒携带者占全世界总数三分之二强的非洲和HIV携带者与艾滋病患者激增的亚洲、东欧和加勒比海地区。显然，药物和检查费用虽然在2000年至2002年间已经显著降低，但必须进一步下调。在艾拉·马加齐纳———此人曾在白宫和我共同开展医疗保健工作———的领导下，基因药物公司同意在发展中国家大幅度降价，以此换取更高的销售量和更多的援助来降低生产成本。爱尔兰、加拿大、挪威、瑞典、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私人捐赠者的慷慨解囊确保了这些公司会因为销售量上升而获利。共有55个国家加入了我们的采购协议，如今它们每年购买最常用的鸡尾酒药物的花费不到140美元，比以前的最低价格还减少了50%以上，为监控患者的治疗反应而进行必要检查的费用下降了高达80%。在这种情况下，其它公司也只好降价。

　　价格降低、竞争加强提高了政府、基金会和国际机构新增投入额的购买力。总的来说，2004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得到治疗的人数从不足40万人增加到超过130万人，约25%的新增人数是通过我们谈判签订的合同得到医治的。假如发展中国家都以这种价格购买艾滋病药物，那么，我们花同样多的钱就能挽救远远更多的生命。

　　多方积极配合

　　随着治疗机会的增加，有患病可能性的人就会更加乐意进行HIV检测。只有让已经感染了病毒的人明白自己的状况，我们才能遏制新增受感染者不断出现的势头。这是一项亟待开展的重要工作，因为90%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去年我的基金会通过谈判使一项在几分钟之内出结果的HIV检测降价59%，今年南非国家莱索托———该国三分之一的成人携带HIV———将展开积极的努力，让所有12岁以上的人都接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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