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韵贞：中国艾滋病治疗第一人

　　曹韵贞，一九四一年生于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六三届毕业生。毕业后在中山医院主攻肝炎与肝癌的临床研究，一九八六年研究转向艾滋病领域。一九九○年起在何大一教授主持的艾伦·戴蒙德AIDS研究中心任研究员，成为世界上第一批系统研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发病机理的医学科学家之一。一九九八年出任卫生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副主任、临床病毒实验室主任。二○○二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二○○七年退休。

　　很多次，曹韵贞微驼着背，以她特有的步子慢腾腾走到投影仪旁边开始讲课，或者穿过某家医院的艾滋病门诊、病房，留一个厚实的背影。在上海的弄堂口或北京的胡同里，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背影，有点老态，稳稳当当。但她又是异常敏捷的。她的眼睛不会转弯，总以高强度的一束小光直射人或物，当场洞穿。所以，当她在第一时间说出“好”、“对”或者“不对”、“不行”时，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我刚把录音笔掏出来放在茶几上，她已从较远的藤椅上一个小跃起，坐到离录音笔最近的沙发上。既是答应接受采访，她便爽直地配合。

　　很多人说过：“曹大夫厉害。”不仅在于她业务好，更因她为中国艾滋病的治疗开了局——她是中国第一个把检测艾滋病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背回来的人，还免费引进了价值100多万美元的抗艾滋病药物；她也是第一个把何大一领到中国内地来的人，“鸡尾酒疗法”从此在全国铺开；她带过的一线医生，如今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遍布全国，他们都叫她“中国艾滋病治疗第一人”。

　　跟赤脚医生进村，也蛮开心

　　曹韵贞：我爸爸早年开皮鞋店，被划为资本家。虽然我3岁他就去世了，但从此就背了个“出身不好”的包袱。我妈28岁守寡，全心全意抚养我们姐妹，要求很严，要我们成为国家栋梁。我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想好好改造自己。17岁高中毕业时受到第一次打击：学校保送我去复旦新闻系，但市教育局因“出身不好”拒批，我就报名去北大荒锻炼，但班主任排除一切政治干扰劝我考大学，后来以高分进了上医。

　　1963年我得了全国医学院毕业生比赛第二名。虽然出身不好，但因为国家需要人才，就留在中山医院了。我知道这是上医党委第一书记和校长的决定。我参加全国比赛时，他们在场，记住我了。

　　1965年，“文革”前奏开始。家被抄了，整栋房子被强占，我们被赶到像饭店厕所那么大的两个房间里，厨房和厕浴六家人共用。我成了“黑九类子女”，在医院也是三等公民，被分配做大量的门、急诊和病房抢救工作。因祸得福，反而更多的业务锻炼。当时好多有真才实学的老医师被下放到门、急诊，我尽可能帮他们，比如要他们倒病人的痰杯、大小便，拖地板，我总是提早上班，不让造反派看见就帮他们做掉了。他们也手把手教了我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临床经验。但是，从1965到1978年，我们谁也没有看过一本医学杂志，图书馆的外文杂志不是烧毁就是封存。

　　这当中我4次下乡，总共呆了6年半。1971年派我去安徽一个偏僻山区，我身上只有两支青霉素、一瓶红霉素，要带六个护技人员巡回医疗，还要负责县医院的会诊。药不够用，我就开始自学中草药，带着队员上山采药，跟赤脚医生进村巡回时试着对症下药，民间真的有妙方。

　　有一天，县医院来了一个农民，瘦得像柴禾，伴有高热和脓痰，X光显示两肺共有37处脓疡，县医院说治不了，要他去省城，他没钱就要回家等死。我想来想去，决定试试用鱼腥草。你知道，如果治不好，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就要扣过来。腊月天里，我拿着鱼腥草的图请教农民，终于找到一片沼泽地，新鲜的鱼腥草根取之不尽。每天用新鲜的根熬汤，一个星期下来，高烧退了，一个月后，脓疡明显减少，病人开始坐起，三个月之后病人重了30斤，完全好了。

　　“放洋”和第一次回国

　　曹韵贞：大学学的俄文，虽然我妈一直想送我“放洋”，但当时受的教育就让你觉得留洋等于崇洋。直到1973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中外关系才慢慢恢复，医院开始有外宾来参观，也开始选拔医生脱产去学英语。我很羡慕，但知道自己没资格。

　　我就想，为什么不自己学英语呢？1976年，上海第二医学院谢大任教授编了四册《医学英语读本》，可我连ABC也没学过，买了也不懂，就跑到旧书店，两角一分买了本《英语语法通读》开始自学，那时候我35岁。两年下来，可以翻着字典看医学杂志，但不会讲、听、写。

　　1979年我算是第一次政治上大翻身。那一年，当时的副市长赵行志率120人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团里大部分是60岁上下刚复出的领导干部，从心脏病到糖尿病什么都有。市委要求派一个女医生，60年代毕业的，业务全面动作迅速的。当时的院长裘麟教授刚好解放复职，马上点名让我去。“领导委任出国”在当时是政治上翻天覆地的大事啊，就是说你是被信任的人了。我接到通知，半天目瞪口呆。离启程还有一个半月，我从路边电线杆上找到一个教日文的老师，自己掏钱去学日文。

　　一进羽田机场，那感觉比起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才恍然大悟自己是坐井38年，才明白为什么我妈为我不能留学而耿耿于怀。那一刻真是，多少念头涌上来，恨时光不能倒流，恨自己虚度年华。一夜失眠，我下定决心争取“放洋”。

　　我当时的主攻方向是肝炎与肝癌的关系，正在做170例肝炎病毒五项指标测定。1981年，哈佛流行病学一位教授来访问，科主任临时叫我去接待，我用中文加零星的英语单词跟他说起这170例，他很感兴趣，临走留下名片要我等文章刊出后寄给他，我照做了。在他的推荐下，1981年6月26日，我去了费城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Dr。Bumberg [肝炎抗原发现者]的实验室，他的助手Dr。London教授成了我的老板。Dr.London是个皮肤科专家，是美国第一个发表“卡波氏肉瘤与艾滋病感染”有关论文的医学科学家。费城一呆两年半，我接受了正规而严格的实验室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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