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彩玲等人跋山涉水来到贵州省平塘县人民医院，在医院里租用了一个空房间，每个月付几十块房租，只要医 院需要用血，马上就找对应血型的人抽了血输送到患者体内。
平塘县医院副院长谢勇承认院方当时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向本刊记者解释说，1998年《献血法》开始实行时，黔 南州中心血站刚刚成立，难以保障医院正常用血。
在这一状况下，县医院组织了一支十人左右的“输血队”，选择了违法采血。
平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恩平告诉本刊记者，他印象里的输血队成员有9个人。李彩玲却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参与 过输血：“都是这个来了那个走了。我在那里一般呆两三个月就回来看看，呆一阵子再去。”
采血价格在几年间不断上涨，由最初的100毫升30元涨到80元。支付费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患者家属直接 把钱给输血人，一种是家属把钱给医院，医院扣除相关费用，再给他们。
2002年，平塘县医院因非法采血供血被州卫生局给予经济处罚，输血队就此解散了。
“乙肝、丙肝，我们这儿十个里头九个有。”田秀芳满不在乎地说，村里人大多卖过血，她也卖过，一般就在丹阳附 近的血站，但现在周围的血站都关了。
“陆陆续续地查出有乙肝、丙肝，也就没什么人卖血了。”田秀芳说。
2008年，那个组织李彩玲一行人去贵州卖血的老头生病去世了。李彩玲说不出他患的是什么病，但坚信与卖血无 关。
“他们不懂。”田秀芳认为丙肝一点也不可怕，“我们这里有丙肝的多了，不都好好的。”她说完伸出手指，盯着自 己的指甲看了半晌——前两天有村里人说她指甲变硬，可能是肝硬化的征兆。
“就算真的肝硬化了，也治不起啊。”田秀芳说。
疫情隐忧
像李彩玲夫妇那样因卖血结成的姻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高燕宁也接触过一例。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王营村的刘小刚(化名)，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卖血。他也是在卖血时认识了心仪的女孩，边卖 血边恋爱，那个女孩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刘小刚的爸爸是村上的老支书，家中经济条件尚可。听说刘小刚卖血，刘父狠命地打他，却始终阻止不了。
“当时卖血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到上海看望女儿的王营村村民侯明亮(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血如 果医院不要，别人都不敢借钱给你。因为觉得你身体可能有问题。”
结婚后，刘小刚和妻子都被查出得了艾滋病。妻子去世后，刘小刚又找了个女的，也是艾滋病人，前段时间卷了他的钱，跑了。
侯明亮说，在1995年左右，当地血站整顿以后转入“地下”的一两年间，是采血最为混乱的时期。
血站整顿前，整个县每天有1000多个采血号，卖血的人住在血站附近，一天5块钱。他们会自发组成小团体，轮 流排队领号，“过了零点就可以领号。”
血站转入地下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时甚至就在当地农民家里采血。侯明亮说：“后来不正规了，一上来只要报 血型，也不化验了。”
侯明亮遇见的离河南最远的职业卖血人来自新疆：“不知道叫啥名字，都叫他小新疆，还是个残疾人。”
最疯狂的一次卖血，7个人连续卖了十几天，有时候一天就卖三四次，等大家都感到吃不消了，再开着拖拉机一起回 村。
侯明亮遇到过许多不规范的采血，每个环节都可能为艾滋、肝炎的传播留下空间：“有时候两张采血床并在一起，4 个人一起采血。还有，血浆装到袋子里后，要打个结，有的打得不紧，血会溢出来，袋子还会相互碰撞。”
高燕宁副教授先后奔走于河南、广西两省区的几十个村庄，接触了上千名病人。他发现，艾滋、丙肝等高发地区与“ 卖血部落”的存在是高度重合的，职业卖血人的感染风险很高。
高燕宁告诉本刊记者：“卖血引起的大的疫情，丙肝是第一波，1985年左右暴发的，河北最严重，后来孙永德医 生上书卫生部，情况基本得到了控制;艾滋病是第二波，河南最严重;现在贵州、广西等地是第三波。”
他认为：“卖血部落与正规血站的关系，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尤其是经营状况不好的血站 。”
据1993年至1995年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贵州属于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H IV感染人数最低的省份。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本刊记者在平塘县也看到了刷在墙上的抗击艾滋的大幅宣传广告。
“从医学的角度说，应该将全国采过血的人都统计出来。我个人认为，卫生部门在采供血的问题上要负很大责任。” 高燕宁说，“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输血，风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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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吴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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