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与艾滋病患者对话

　　周万椿说，艾滋病感染者人群中最痛恨的一点，就是人们根据感染途径把他们划分为三六九等。“输血感染是无辜，而吸毒或者性行为就活该?”周万椿有些激动地反问记者。他不停地强调，每个艾滋感染者一样，都值得同情和关心。

　　但是，这种由艾滋病引起的道德歧视，至今仍然是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群体无法摆脱的噩梦。

　　“在中国，艾滋被赋予太多的道德意义。”负责玛丽斯特普“积极对话”项目的夏菁对此深有体会。出于这一可理解的原因，他们与联合国合作发起了“积极对话”，培训艾滋病感染者，为他们提供情感、心理、组织上的支持，让他们学会如何表达，从而提高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理解。

　　夏菁说，他们在中国已有30名艾滋病志愿者，他们接受的培训第一课，就是“如何面对歧视”。不过，虽然志愿者们已经能够公开面对数百人的公众，但他们会尽量避免让志愿者在自己户籍所在地演讲。因为除了志愿者自身外，他们还得考虑其家人的生存。

　　联合国艾滋规划署驻华国家项目官员陈仲丹认为，对艾滋病的歧视其实更多存在于一些关键人群里，比如老师、医务工作者、媒体从业人员还有政府官员。根据调查，这些原本该起到表率作用的人中，25%-30%的人员存有歧视心理。(

　　“我们去普通医院看病，没有人会接待我们的。”上海美丽人生互助会负责人、同样也是艾滋感染者的周易感慨地说，这逼迫他们即使是普通感冒或发烧，也只能选择定点医院。

　　陈仲丹说，要真正逆转艾滋病的流行，国际上有一通行的预测，即危险行为要改变60%以上。这意味着在高危人群里要开展更多的干预，人群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要达到这样的覆盖率，除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外，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日渐开明的政府态度

　　无论如何，事情总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无论是金钱、环境还是政策。“这些年，中国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陈仲丹说，从2003年以来，中央主要领导每年都看望、慰问艾滋病感染者，每年都有重要的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是政府态度转变的一个明显信号。

　　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联合国艾滋规划署的会上表示，2009年，中央财政的艾滋病防治经费已增加到10.08亿元，中央补助地区艾滋病防治专项资金也增加到9.89亿元。而在一些举措上，中国的行为也广受国际好评，比如中国在吸毒人群里面推广美沙酮。

　　在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病预防上，中国更是走在了世界前端。2007年，中国正式发布了一个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方案，而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未发布过类似的方案。

　　在这种环境下，越来越多的艾滋患者开始走到阳光下，与大家面对面地交流，并加入到宣传艾滋工作中。同时，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明。

　　“虽然我们(指NGO和政府)之间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合作越来越多。”夏菁说，虽然NGO组织的社会空间和法律空间依然有限，但政策跟以前比起来，还是宽松了很多。

　　体现这种态度的是，NGO跟疾控中心方面的合作逐年增多。但陈仲丹说，由于缺乏身份的认定，在工商注册的NGO只能得到一些项目经费的支持，而这些支持也仅限于活动经费，这制约了NGO的参与。

　　而另一方面，由于在国外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的NGO模式不能拿到中国来应用，这就需要本土经验和方式来进行倡导，但要获得成功经验，必须有政府的参与，这在目前情况下无法达到。但对政府与NGO之间的合作前景，陈仲丹依然表示乐观。

　　“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中国政府在做了。”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艾滋病项目官员司马杰如此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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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吴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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