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见证中国防治艾滋病二十年

　　易感人群很清楚，就是每一个人都属于易感人群，因为现在没有疫苗，没有药物能够预防，谁都可能通过三种途径被感染。我们一般把整个人群分为三类：高危人群(包括静脉吸毒、卖淫嫖娼、男男同性恋、性病患者、结核病患者、同性性行为等)、重点人群(医务卫生工作者、流动人口、妇女儿童)、一般人群。因为传染源的模糊、传播途径的无法阻断，易感人群感染比例不断增加，同时又成为新的感染源，这样形成了循环过程，也因此造成了艾滋病的流行。

　　从病毒本身来讲，它变异得很厉害，很难找到一种对多种病毒都有效的药物或疫苗;另外艾滋病毒攻击淋巴血细胞的内核，而抗病毒药物无法深入到内核，只能在表面杀死病毒，无法彻底清除。这也是为什么艾滋病可以治疗而无法治愈的原因。

　　因为艾滋病的这些特点，再加上很多社会原因，所以与艾滋病斗争成为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

　　中国防治艾滋病的三个阶段

　　编辑：作为经历者和见证人，请您谈谈中国防治艾滋病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戴志澄：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85年到1988年，可称为艾滋病在中国的传入期。全国发现的HIV感染者每年只有一到几十例，而发病者更是寥寥。感染者的身份，绝大部分是国外打工者、劳务输出者和一些海员，那时候，整个社会，包括卫生行政部门，都把艾滋病当作“舶来品”。国家当时颁布实施了《检疫法》，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希望把艾滋病挡在国门之外。

　　从1989年到1994年，每年都会统计发现几百例的HIV感染者，中国国内的艾滋病形势，进入扩散期。这一阶段，分布于各地的监测点开始建立，一系列的行政法规陆续出台，内容涉及检疫和各种检查，关于血液制品的规定也开始制定。

　　1995年，卫生部的统计显示，HIV的感染者人数从之前的几百例突增至1567例。这些感染者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河南部分农村在1995年以前的卖血人群。血液传播问题一下子突显出来。公安部和卫生部联合打击血头血霸的行动在全国展开，一系列血液安全政策法规也随之出台。

　　1995年9月26日，由国务院批准下发的针对中国艾滋病防治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出台，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正式写入政策文件。从1995年直到现在，中国的艾滋病感染和发病形势，都处在增长期，有些省份，甚至进入了快速增长期。

　　编辑：您认为与前几年相比，中国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戴志澄：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观念的突破。既然艾滋病作为一种传染病在流行，又是一个带社会性的公共卫生问题，那就以科学的态度就去应对它。这要从几个方面来说：首先，公益广告中开始允许宣传避孕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机构开展了安全套社会营销项目以保证供应;其次，把吸毒者看成病人而非罪人，然后通过市场营销手段或用已用注射器到交换站免费换取清洁注射器的方式改变其使用共用注射器的行为;还有，针对静脉注射吸毒人群的减少危害工作有了长足进步，卫生部、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国家成瘾性药物依赖治疗指南》，成立了美沙酮维持治疗国家工作组，目前全国已经有34个美沙酮门诊。

　　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应对艾滋病

　　编辑：作为一个老公共卫生工作者，您怎样看中国近年来的防治工作?

　　戴志澄：可以说目前我们和艾滋病做斗争的形势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因为我是经历了整个的过程，原来在我们的感觉里，认为跟艾滋病的斗争好像是遥遥无期;这个分界点应该说是2003年SARS以后，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按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把公共卫生、把防治艾滋病提到很高的位置，创造了非常好的政策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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