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艾滋治疗困难重重

　　尽管身患癌症，但邵一鸣依然坚守在实验室里。他希望能尽快完成艾滋病疫苗的研究。　

　　研究发端 确诊国内首例艾滋病

　　邵一鸣与我国艾滋病领域研究的好多项“第一”有关：参与过我国第一例HIV感染和病人的研究，参与研究了我国第一批大规模感染的案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HIV病毒遗传变异网络，建立了我国第一个HIV耐药监测网，第一个把鸡尾酒疗法引入国内，WHO第一个艾滋病机构中最年轻的顾问……现在，他又领导着世界上第一个DNA天花疫苗重组艾滋病疫苗的课题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通过了动物实验，马上要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

　　邵一鸣最初从事的是肿瘤病毒研究，那时艾滋病尚未进入中国。大学实习时，他亲眼目睹一名5岁的小男孩被白血病夺走生命。孩子亲人的痛苦让邵一鸣难以忘怀。这一悲剧促使他投奔肿瘤学家曾毅教授的门下，开始了癌症研究。他对病毒有着浓厚的兴趣。“两者加在一起，我就搞起了肿瘤病毒。”

　　从生物分类学的角度来看，肿瘤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关系非常密切，都属“逆转录病毒科”。因为两者非同一般的亲缘关系，所以当中国开始最初的艾滋病病毒研究时，邵一鸣就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科研的第一线。

　　1981年，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病例被确诊。1984年，协和医院发现一个疑似案例，于是将相关材料送到了曾毅和邵一鸣的实验室。经确认，那就是中国的第一个艾滋病病例。从此，邵一鸣的工作就和HIV病毒分不开了。

　　1989年，调查人员在云南的吸毒人群中发现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我国的艾滋病流行趋势从传入期进入扩散期，我国也随之全面调整了艾滋病防治对策。相关部门立即将已经赴世界卫生组织瑞士总部的邵一鸣调了回来。他一下子从优越的研究、生活环境，转入了艰苦的野外工作之中。

　　为了制造有利的研究条件，科学家们只能自己搭建无菌实验室。他们用塑料布将一个房间包裹起来，然后用最强效的消毒水蒸气进行消毒。尽管这样做可以勉强制造出一个无菌环境，但刺激性的气味使人只能在其中坚持工作10分钟。

　　回想那段艰苦的工作，邵一鸣最大的体会是中国政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设立的全国性疾控网络对我国早期艾滋病疫情控制的积极作用。他感叹说，幸好当时已经建立了卫生防疫站体系，能进行主动检测，及时发现了这批感染者。“如果等到1999年再发现这些病人，那么中国的艾滋病现状就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了。”

　　疫苗研发 风险和利益的权衡

　　“国际课题光个人我就拿了十几个，经费总共有六七百万美元。我可能是中国拿国际项目最多的人。”邵一鸣平静地说。他一方面争取加强中国科学家与国际科研项目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依靠自己的科技创新与国外同行竞争。“竞争才能让科学进步。”

　　制药巨头美国默克制药公司宣布，该公司研制艾滋病疫苗的实验完全失败。实验结果显示，他们生产的疫苗不仅没有防止病人感染，也无法降低病人体内的病毒水平，甚至可能增加艾滋病毒感染的几率。

　　“这是对艾滋病研究的一个巨大打击。”邵一鸣说，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一样，自己领导的团队也在进行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工作。所有人的工作都因为这一打击大受影响。“不过，对我们的团队影响较小，因为我们的研究原则不一样。”

　　艾滋病疫苗有“活疫苗”和“死疫苗”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死疫苗在人体内不会繁殖。“打进100个，经过消耗就会变成50个，30个。慢慢减少。”活疫苗则会在人体内分裂繁殖，所以它的效果相对来说强得多，也持久得多。两者相比较，死疫苗相对更安全，但造价很高;活疫苗安全性不如死疫苗，但造价低。

　　西方大型制药企业研发艾滋病疫苗的活动，是典型的商业行为。他们大都回避高风险模式，所以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死疫苗。默克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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