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韵贞：中国艾滋病治疗第一人

　　邓小平再次复出，提出“百废待兴”。1983年，医院写信来要我回去。Dr。London一再挽留，我谢绝了，带了一些仪器试剂回国。回来以后破格提了副教授，一年后出任免疫室主任。我们这批人，真的是想为国家做点事的。

　　但那时候做科研很困难，什么都没有。我当时拿过5万块青年科学家的基金，但对科研来说，杯水车薪。我拿出在美国两年半的工资，购买实验设备和试剂，建立了中国的肝癌细胞株，但还是缺钱，做不下去。

　　在尿液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抗体

　　曹韵贞：1986年1月，Dr。London到上海来开会，看了我的实验室，就说，你再出一次国吧。我考虑了一个星期，跟院长也商量了，决定再出去，一是可以再充实一下自己，二是为医院再争取一些经费，把实验室扩大起来。

　　正好纽约大学要建一个AIDS实验室，想要一个中国人，勤快的，有肝炎研究背景的。因为那时艾滋病的感染机制都还不清晰，只知道跟肝炎的传播途径是一样的。

　　当时，中国一本艾滋病的书都没有。我记得到汾阳路医学情报站去查资料，只有第一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摘要，薄薄一本16开的小册子。我对AIDS一无所知，本想另等机会，但纽大的人通过Dr。London劝我去，我就第二次到了美国，那是1986年7月6日。

　　我是新老板第一个招来建实验室的人。才去两天，他把我送到Buffalo的医疗中心，那里有个实验室，已经建立起一套HIV[艾滋病病毒]的检测方法。老板给我一个月时间，要我把那套实验方法带回来。我学了12天，基本学会了，又呆了8天，要求回去。老板说，为什么？我说，你叫我学的我学会了，你没叫我学的我也学会了。他说，那你回来能做吗？我说，不能做，你不要给我工资。他打电话给这边的实验室。血液科专家说，你赶紧让她回去吧，再不走我的实验室就要让她搬走了。

　　回去后我有了一间小实验室，从一个tiporder起家，发展到五六个人，后来跟AB-BOTT公司合作，做500例艾滋病毒抗原检测。以后又与CHIRAN公司合作检测艾滋病毒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含量。

　　1986年12月，一位儿科教授拿了瓶艾滋病小患者的尿让我测艾滋病毒抗原。以前有报道说在艾滋病病人的脑脊液、母乳、眼泪里发现艾滋病毒抗体，但是还没有人做过病人的尿液，我做完抗原就想，干脆把抗体也做一下，结果是阳性。当时我很吃惊，想，会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特例呢？赶快扩展试验范围，结果在20多个成年HIV-1型感染者的尿里都查到了抗体。

　　通过尿液检测HIV抗体的新方法令国际医学界为之轰动，1989年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共17个国家的医学专利。它的价值在于，较之原有血样检测，验尿更为方便、经济，且是非创伤性的，同时准确率可达97%以上。曹韵贞：那时我已来了半年，理应回到Dr。London的实验室去，但这个基金会的主席一定叫我留下。我把具体情况跟London说了，他赶来纽约跟我新老板谈了两个小时，最后讲：“我把最好的人给你了。”又对我讲：“医学上一个新发现不容易，有时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不要轻易放弃。”艾滋病当时还是全新的领域，我对新东西也挺感兴趣，就留下，转向做艾滋病的研究。

　　“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

　　曹韵贞：我从1986年开始和艾滋病打交道，对我来讲绝对是个挑战。说实话，科学界的知识更新非常快，我不笨，记忆力很好，但比起大多数聪明人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我起点也不高，英文不好，没有分子生物学基础，没读过博士，能走到今天，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勤奋。在美国那些年，几乎没有过星期天，不停地学，不停地做，心里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补回来。后来回国在北京那几年也一样。

　　我是1989年认识何大一的。那时候，戴蒙德基金会想在纽约建立一个艾滋病研究中心，面试了100多个科学家，最后选了37岁、娃娃脸的华人何大一。

　　1990年10月15号，我就到了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参加实验室筹建，做何大一的助手。半年后的4月16日，中心正式成立。

　　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历史任务：参加了何大一教授主导的全部研究课题，包括1992年开始的鸡尾酒疗法的长期试验。纽约很多著名的感染者都是那里的常客，像打篮球的魔术师约翰逊8年的病毒标本都在我手上。

　　1993年鸡尾酒疗法出来了，这是许多科学家共同研究的成果，何大一是主要的倡导者。那年我陪他来中国，第一个引荐的是曾毅院士。1997年我陪何大一又回来一次，是前卫生部长陈敏章接待的，他当时就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就想回来了。

　　1998年7月17日，做了半年准备之后，我带了29箱实验器材和资料飞回来，受聘担任中国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临床病毒学研究室主任。有两点我永远记得何大一的恩：他当时给了最大的支持，把那些大药厂的关系介绍给我，试剂、吸管、培养基，要什么拿什么。还有一点是，我刚回国，郑医生（我丈夫）在美国心脏病发了，那天正好要跟默克公司谈判，不能回去，是何大一陪他去医院装的冠状动脉支架。所以我在退休前夕给他的信里说：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将一如既往，尽心尽力。

　　何大一在回信中说：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希望你能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但别惊讶我们可能还会找你商量或帮忙，我们仍然需要你。感谢你多年来对戴蒙德研究中心和对中国艾滋病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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