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咨询员眼中的艾滋患者

　　在“浴火工作室”的墙上，有这样几句话：“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是一群卑微的异类，可我们知道自己依然有价值。我们犯过错，但依然怀有做人的良心，拥有被尊重的权利。我们期待理解，但不需要怜悯；我们期待支持，但不需要施舍。我们是一群受伤的凤凰，我们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难以言说的苦难，即使命运不再眷顾我们，我们依然对生命怀有热切的期待。我们渴望经过浴火般的历练，成为涅磐的凤凰。”

　　纯净的校园也抵挡不了HIV

　　一名年轻人怯生生地走进咨询室，看着他那躲躲闪闪的目光，咨询员邱峰打破常规，直接问他是不是学生。年轻人惊讶地点点头。

　　他吞吞吐吐地说：“最近，我长时间地拉肚子，体重急剧下降，我怀疑自己得了传染病。”

　　邱峰知道，来咨询室的人，很少有人主动提到艾滋病。他问：“在学校，学习过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防护知识吗？”令邱峰意外的是，年轻人对此很清楚，但却“认为学生不接触社会，总体上很‘干净’”。

　　这名大学生在学校有几个固定的性伙伴，因为认为学生不大与社会来往，不会有传染病，所以从不采取防护措施。当检测出HIV抗体为阳性时，年轻的大学生痛哭流涕。

　　而另一名23岁的大四学生也面临了同样的遭遇。这名身高1．8米、担任学校篮球队队员的大学生是一名男男性行为者，在学校有几个性伙伴，他们之间从不使用安全套。当看到自己的HIV抗体检测是阳性时，他一下子昏倒在地。幸运地是，与他有过性关系的6名大学生“同志”经过检测，结果都是HIV抗体阴性。这名大学生不久后因为冲凉感冒导致感染不幸去世。他有一位坚强而宽容的母亲，从获悉病情到儿子去世，她都没有松开握着儿子的手。因为母爱的无私，这名大学生没有感到太多的压力和孤独。

　　“学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群体。由于在学校得不到系统完善的性教育，不少学生对性传播疾病的认识浮浅。学生群体的高危行为是一个亟须重视的问题。”作为一名医生和母亲，雅丹在工作中常常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看着被感染的人群中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雅丹觉得自己的心很痛。

　　一天，雅丹的咨询室里走进一个年轻人。他告诉雅丹，高中时，他就有了性生活史，到大学毕业，已经有过10个以上的性伴侣。每次，他都很注意保护自己，但有一次他和一个在酒吧里认识的女孩做爱时，没戴安全套，之后便出现了一些感染症状。当他的HIV抗体检测为阳性时，男孩瘫坐在地上，他哭着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正准备考研究生，想去北京念书。现在一切都没意义了，我没脸再见父母了。”之后，他又来找过雅丹几次，每来一次，人都瘦一圈。最后一次他是来向雅丹告别的。他说：“我要去赚很多钱给我的父母，用来弥补我的罪过。”

　　看着和自己儿子年龄差不多的这名男孩，雅丹心如刀割。她决定通过QQ视频给在外读大学的儿子和宿舍里的男生做一次艾滋病防治的专门教育。令她吃惊的是，聊天中，男生们居然问了一些很无知的问题。“我们的许多父母还不知道，家庭教育或者性教育是帮助下一代远离艾滋病的最有效办法。在这方面，政府和学校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她说：“如著名防治艾滋病专家桂希恩所说，我们提出在大学设置安全套自动售卖机，提出给吸毒者提供一次性注射器，只是出于安全防护的考虑，并不代表认同其行为。”

　　“我一边鼓励着同伴，一边又不断地动摇”

　　每天早晨8点，伊穆都会准时走进办公室，泡上一杯热腾腾的绿茶，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此外，他还在电台主持着一档节目，为HIV感染者提供心理支持。

　　伊穆自己也是一名HIV感染者，他是因吸毒感染上的。戒毒后他在戒毒中心的积极工作和突出贡献，使他成了艾滋病患者中的一名代表，受到许多领导和外国官员的接见，参加过各种大型活动，不少人把他当作知己、老师，给他写信、打电话。

　　2008年3月，伊穆患上了急性肺炎，被送往医院治疗。“一下子，我身上所有的光环、荣誉，都显得虚无缥渺、无足轻重，我连5000多元的医疗费都拿不出来。躺在病床上，我又一次感到深深的绝望。我不知道，下一次如果遇到更严重、更残酷的感染或并发症，我该拿什么来面对？”

　　伊穆的月收入只有700元，这是一个感染者在防治艾滋病的非政府组织工作所能得到的平均收入水平。虽然他尽心帮助着那些和他一样的感染者，但他自身的保障却没有得到太多关注。每月的工资，除去房租所剩无几。他有一个女朋友，也是感染者，但她的工资比伊穆高很多，他们的生活主要依靠她。“我们不敢奢望结婚，也不敢憧憬未来，这种没有物质保障的生活，与精神上的巨大满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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