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咨询员眼中的艾滋患者

　　“其实在做VCT（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中，我一边鼓励着和我一样的同伴，一边自己又在不断地动摇，有时候自己说出的话自己都不相信。”伊穆说，当一个人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时，VCT是他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但是，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生存下去，仅有奉献精神是不够的，他还需要生存的阳光和泉水。一个有着良好社会背景和工作岗位的感染者，是不会自愿加入到防治工作中来的，虽然在这里，他可以得到心灵上的慰籍，但和他所拥有的社会地位相比，这一切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和伊穆一样，人到中年的燕子也常常在忍受着这种无法诉说的煎熬。

　　燕子是通过丈夫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可是她没有埋怨丈夫，她的父母兄弟也没有嫌弃她，她的妹妹和妹夫不仅承担起养育她女儿的任务，还在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没出台前承担了他们夫妇两人每月6000多元的药费。在家庭的支持下，燕子成了一个非政府组织里的艾滋病咨询员。这几年，她不停地奔走在一个又一个医院，帮病人擦拭身体、洗头、换衣、伺候大小便，把自己的爱传递给那些和她一样深陷痛苦的人。

　　尽管燕子用阳光般的笑容对待着病友，可心里却时常泪水翻涌。她一直对11岁的女儿瞒着自己的病情，不想让女儿承受她的痛苦和绝望。无忧无虑的女儿总是在夜里抱着枕头跑到她的床上和她睡在一起，燕子问她：“你那么大了，还和妈妈睡一起，你到底要睡多久？”女儿不加思索地说：“睡一辈子。”燕子说：“如果妈妈死了呢？”女儿说：“那我就抱着妈妈的骨灰盒一起睡。”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双面人，我看不清哪个是真正的自己。得病以后，我渐渐和以前的朋友断了联系，我害怕他们知道我的病。我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在病友面前，我要把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传递给他们，并随时接收他们倾倒的心灵垃圾；在家人面前，我要强打精神，以免他们担心。我很想像一个麻疹或心脏病患者那样活着，即便生活有痛苦，那也是平凡的普通人的痛苦，不至于视为异类，不至于被孤立和歧视。”燕子说。

　　最大的不幸是孤独

　　医生施兆芸面前坐着一对来自边远山区的年轻夫妇，妻子在怀第二胎产检时发现是HIV感染者，妊娠终止。这次，她带来了丈夫和3岁的孩子一起来做检测，当得知丈夫和孩子的HIV抗体检测也是阳性时，施兆芸看见，含泪的妻子轻轻拉着丈夫的手说：“这样也好，省得谁先走了都伤心，我们开心地过好我们的日子就行了。”

　　“那一刻，我真想流泪，不知道是为她的坚强、她的爱，还是她的无奈和无助。”施兆芸说。

　　“艾滋病带来的强大破坏力远远超出了公共卫生专家和社会学家的预计。”在艾滋病咨询员这个岗位多年的他听到过太多的哭泣，而哭泣的背后是众多被疾病折磨的家庭。

　　医生黄亚萍的咨询室里曾来过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在孕期检查时，检查出HIV抗体呈阳性。在做了母婴阻断后，孩子健康出生。可是丈夫一直不能忍受，天天吵架要求离婚。在黄亚萍的帮助下，女人进入了一个专门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心理支持的机构，和同伴们在一起，她慢慢变得开心乐观起来。可是有一天，她和丈夫发生争执后，在路上与一辆大货车相撞，没有挣扎，没有呻吟，她倒在血泊中。她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两车相撞的一瞬间，将身上的孩子远远抛开。孩子大声地啼哭着，满脸是血。

　　咨询员燕子曾帮助过一个病友，每次他都是一个人来医院打针，8个月里从没有亲朋好友陪伴和探望，他也从不对燕子谈论自己，总是与燕子客气地保持着距离。直到他奄奄一息、卧床不起的时候，他的妻子才终于出现。燕子建议她把丈夫转到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接受更专业的治疗，可是话没说完，这个漂亮的女人就打断了她：“我们一家，无论如何不会让人知道他得了艾滋病，宁可死，也不会。”

　　几个月后，燕子接到这位妻子的电话，她说，丈夫已经走了，她恨他，因为他把病毒也传染给了她，但是，她还是放不下他，所以一直陪他走到生命的最后，现在，轮到她自己等待时间作出“最后的审判”了。

　　燕子黯然神伤：“他的病其实并不重，完全可以控制住。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独，如果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对活着失去信心，不如说他们是害怕失去人间平等的权利与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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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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