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艾滋病患者的生活

　　T：是的，因为我有个坏名字———艾滋病人。最后还是佑安医院的大夫做了个姑息疗法。要彻底根治必须要由骨科的大夫来做手术，但骨科的大夫不愿意做。我有个朋友找到一个骨科医生，想请他给我做手术，他说：你想害死我!有些医院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病人赶走，可能会更有利于他们的经营。很多收治艾滋病患者的医院都不愿意说有艾滋病人在那里，怕影响到其他的病人来看病。

　　笔者：你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吗?

　　T：这不是歧视的话，什么是歧视呢?

　　现在很多人把艾滋病当作道德审判的结果。我们有不少病友，知道自己得了病以后马上跌入一个绝望的深渊，一个无地自容的境地。加上一些医护人员态度恶劣，突然把周围所有的病人都调走，然后叫家人把你接走。这些都会影响感染者今后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态度，到最后受害的是整个社会。

　　笔者：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些，为什么最终受害的是社会?

　　T：首先，由于社会的歧视，一些感染者不敢去做检查，这就有可能传播给他人———比如无保护的性行为。另外，在受到歧视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破罐破摔———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及时行乐吧!这样也可能导致疾病的进一步蔓延。所以我觉得，关爱是艾滋病人最需要的，甚至比治疗还重要。

　　笔者：你的病从3月一直拖到9月才动了手术，还只是暂时缓解了症状，不能彻底根治。在这将近半年的等待中，看着病一天天加重而得不到治疗是什么心情?

　　T：我是听天由命，能活到哪天算哪天。当时基本上无能为力，只能在床上等消息。其实在我得艾滋病的时候就已经算是死过一次了，对死亡我现在已经没有很大的恐惧，但感染者也是个人，他同样有要求平等的权利。不过我也得到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正是他们的奔波和努力，才让我做上手术。对社会，怎么说呢，我是失望，但也理解。

　　笔者：你说的理解是指什么?

　　T：我理解，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艾滋病，因为我们的宣传做的不够，有很多医护人员都不了解艾滋病。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工作就是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按理说，我们没有资格和医生谈治病的问题，但作为感染者，我们可以和他们谈———这个病你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昨天晚上我们做了第一次培训，大概有二三十个医生来。最后他们提了一些问题，我发现他们真的对艾滋病了解得很少。

　　笔者：我记得你手术结束了，在佑安医院住院期间，在论坛上发帖子说：北京的天气真好。我当时看了挺感动的。

　　T：当时做完手术的时候，北京阳光灿烂。通过这次病，我看到了现实的残酷，也看到有很多朋友，有的连真名都不知道，他们都在为我奔波努力。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死并不可怕，关键是在死的那一刻心里是满足的还是痛苦的。这次得骨结核有点像重复以前，我那时艾滋病晚期在佑安住院的时候，就想死在那里就算了，没想到碰到那么好的徐主任，那么好的医生护士，突然间就觉得生活很美好，哪怕死也是幸福的。

　　笔者：那个时候你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T：想得最多的是怎么回来工作，以后工作该做些什么。

　　笔者：你出院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T：马上就去工作了。

　　笔者：你觉得这是一种使命感吗?

　　T：是的。我记得那天我给医生开讲座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个艾滋病人被确诊的时候，可能是这个病人一辈子最关键的时刻，会影响到他一辈子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所以我说，请你给他们一个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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